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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內經研讀

      我是怎樣學習中醫的

      沈仲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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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我是怎樣學習中醫的

      我生于1901年,祖籍杭州。父親是清代兩浙鹽運使署房吏,家境小康。到我中學二年級肄業時,家已衰敗,只得改弦學醫,拜本地名醫王香巖先生為師。王師為湖州凌曉五門人,擅長治療溫熱病,和善治雜病的莫尚古同為杭人所稱道。我在師門上午隨診,下午摘抄醫案,同時看書學習。

      滿師后,我一面作小學教員,一面鉆研醫學,并執筆寫文,投寄醫刊。當時如王一仁主編的《中醫雜志》,吳去疾主編的《神州國醫學報》,陳存仁主編的《康健報》,張贊臣主編的《醫界春秋》,陸淵雷主編的《中醫新生命》等刊物,登載拙作頗多。

      我于1928年在上海南市中醫專門學校任教職,該校為孟河丁甘仁先生所創辦。我在該校執教時,丁氏已去世,長孫丁濟萬繼其業,在上海白克路懸壺,同時主持校務。所用教材,有的自編講義,有的選用古今名著。教員有程門雪、陸淵雷、時逸人、余鴻孫及我等。

      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,我再次到上海國醫學院任教職,該院系陸淵雷、章次公、徐衡之三人所創辦,聘章太炎為名譽院長。陸淵雷講授《傷寒論》,章次公講授藥物學,徐衡之講授兒科,我講授中醫常識及醫案。由于師生共同努力,造就了一批優秀人才,如中國醫學史專家范行準,浙江中醫學院教授潘國賢,均在該院畢業。

      19329月至19337月,我第三次到上海中國醫學院任教職。該院系上海國醫學會設立,實際上由上海名醫朱鶴皋出資興辦,教務長為蔣文芳。教材全用講義,有的參以西醫學說,有的純是古義。學生大都勤奮好學,成績斐然,如著名中醫師肖熙即是該院高材生。此為三個醫學院校的概況。

      那時中醫界出版的醫學刊物可分為三個類型: 一為中醫學術團體主辦的,如《神州國醫學報》、《中醫雜志》等;一是以研究學術,交流經驗為宗旨的,如張贊臣主編的《醫界春秋》,陸淵雷主編的《中醫新生命》等;一為宣傳中醫常識,喚起民眾注意衛生的,如陳存仁創辦的《康健報》,吳克潛創辦的《醫藥新聞》,朱振聲創辦的《幸福報》等。但總的來說,當時研究學術未成風尚,刊物稿源常慮不足,因此更促進了我對寫稿的興趣。

      另外,那時要在十里洋場以醫業立足,頗不容易,大都先做善堂醫生,取得民眾信仰,然后自立門戶。如陸淵雷是善堂醫生,章次公是紅十字會醫院醫生,徐衡之家境寬裕,自設診所。由于當時政府崇西抑中,設備完善的西醫院專為官僚富商服務,貧困的勞動人民只能到善堂求醫。即如《神州國醫學報》編輯吳去疾終因業務蕭條,抑郁而死。又我老友張汝偉,雖自設診所,卻無病人上門,賴其女資助,生活艱難。那時上海雖有聲望卓著的中醫,但為數不多,大多數中醫同道門庭冷落,為柴米油鹽操心,哪有心情研求學術?;貞浲?,令人感嘆不止。

      1929年,國民黨政府第一次中央衛生委員會議通過了余云岫等提出的“廢止舊醫”案,并提出了消滅中醫的六項辦法,立即引起了全國中醫界的極大憤怒和強烈反對。全國各地中醫團體代表聚集上海,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,向反動政府請愿,強烈要求取消提案。當時裘吉生、湯士彥和我等,作為杭州代表出席會議,強烈呼吁,一致反對,迫使國民黨反動政府不得不取消了這個提案。

      抗日戰爭爆發后,我只身逃難入蜀,到達重慶,任北碚中醫院院長等職。

      解放后,我在重慶中醫進修學校任教,那時副校長胡光慈,教務主任任應秋,均為西南中醫優秀之士。我在那里講授方劑、溫病,編了兩種講義,講義稿后在上海、南京出版。

      一九五五年底中醫研究院在首都建院,應錢信忠部長的邀請,我與蒲輔周、李重人等從四川調京,參加中醫研究院工作迄今,韶華荏苒,匆匆二十五年過去了。

      一、 熟讀精思,不斷總結

      古人讀書,有“三到”之說,即口到、眼到、心到??诘绞侵咐收b,眼到是指閱看,心到是指領會和思考。后人又加上手到,即要求勤記筆記。這四到,概括了讀書的基本方法。

      我青年時代,因文化程度不高,感覺古典醫籍深奧難懂,故采取了從流溯源的學習方法,即先從淺顯的門徑書學起,逐漸上溯到《傷寒》、《金匱》、《內經》、《難經》等經典著作。和當時一般中醫學徒一樣,首先讀《湯頭歌訣》、《藥性賦》、《醫學三字經》、《瀕湖脈學》等書,做到能熟練地背誦,即使到了現在也大半能記得。根據我的經驗,年輕時要讀熟幾本書做底子。因年輕記憶力強,一經背誦,便不易忘記,可以終身受益,同時為以后進一步學習打下基礎。

      我酷愛讀書的習慣,即在那時養成。我平生所讀之書,以明清著作為多。清末民初,浙江桐鄉大麻金子久先生曾對門人說:“《內》、《難》、《傷寒》、《金匱》為醫學之基礎,然在應用時即感不足,如《金匱要略》為雜病書之最早者,然以之治內婦科等病,不如后世醫書之詳備。所以唐宋諸賢補漢魏之不足,金元四家又補唐宋之不足,迨至明清諸名家,于溫病尤多發揮。”金氏這段話,與我治學之路正復相同。我細心閱讀的書有汪昂的《素靈類纂約注》、徐大椿的《難經經釋》、《醫學源流論》,治《傷寒》、《金匱》宗《醫宗金鑒》,溫病宗《溫熱經緯》。明代王肯堂《證治準繩》,清代國家編纂的《醫宗金鑒》,以及沈金鰲的《沈氏尊生書》,均是皇皇巨著,內、外各科具備,也是我案頭必備的參考書。其他如本草、方書、醫案、筆記等,平居亦常瀏覽,以擴見聞,這些書僅是所謂眼到而已,不要求背誦。

      從前讀書,強調背誦,對初學來說,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好方法。清·章學誠說:“學問之始,非能記誦。博涉既深,將超記誦。故記誦者,學問之舟車也。”(《文史通義》)涉山濟海,少不了舟車,做學問也是如此。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誦階段,而是作為以后發展的基礎和出發點,那么,這樣的背誦便不得以“讀死書”誚之。

      熟讀了,還要精思,把讀的東西消化吸收,領會其精神實質,同時要善于思考,養成一定的鑒別能力,既不要輕于疑古,也不要一味迷信古人,這就是心到。

      所謂手到,就是要記筆記。筆記可分兩種: 一種是原文精粹的節錄,作為誦讀學習的材料;一種是讀書心得,這是已經經過消化吸收,初步整理,并用自己的文字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的東西,比起前一種筆記來,進了一步。在學習過程中,這兩種筆記都很重要,前一種是收集資料的工作,后一種是總結心得的工作。待到一定時候,筆記積累多了,便可分類歸納,這便是文章的雛形了。

      這四到,不僅互相關聯,而且互相促進。1928年至1933年,我在上海中醫院校任教時,由于教學須編講義,寫稿須找資料,只好多讀多看,勤記勤想,因此在中醫理論方面提高較快。

      二、 轉益多師,不恥下問

      韓愈說:“古之學者必有師,師者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。”又說:“巫醫樂師百工之人,不恥相師。”求師問業,原是中醫的良好傳統。我早年幸遇名師王香巖先生,經他傳道、授業、解惑,為我以后的學業奠定了基礎。王師擅長治療溫熱病,我學習的基本上是葉派學說。迨至壯年入蜀,接觸到不同的學術流派,不同的環境、民情風俗、用藥習慣等等,對我理論和臨床的提高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如江浙醫生用烏、附,大率幾分至錢許,而川蜀醫用烏、附,常用三四錢,甚至有用兩許大劑者。解放后到了北京,北京是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中心,名醫云集,因此得與四方名醫時相過從,各出所學,互相切磋,獲益良多。

      古人為學,提倡“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”,這話很有道理。司馬遷能寫成“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”的《史記》,一來由于“天人遺文古事,靡不畢集太史公”,掌握了大量文獻資料,同時他“二十而南游江淮,上會稽,探禹穴,窺九疑,浮沅湘,北涉汶泗……西征巴蜀以南,略邛、笮、昆明”,歷覽天下名山大川,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創作經驗,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。我國版圖遼闊,地理環境,自然條件,風俗習慣,發病特點等,各地有所不同,在長期的發展中,逐漸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用藥習慣、醫學流派等,這是由來已久了。如《素問·異法方宜論》即曾評論五方的發病,治療的差別,提出“雜合以治,各得其所宜”的主張。因此,多向各地醫藥同行學習,吸收他們的長處,不但不恥相師,還要轉益多師,不囿于門戶之見,也是克服局限性,取得不斷進步的一個重要方法。我自己曾從“行萬里路”中學到了不少東西,故有深切的體驗。

      老前輩讀書多,經驗豐富,并有某種專長,向他們請教,得益甚多。同輩亦可互相研討,交流經驗。例如裘吉生老中醫自訂疏肝和胃散,治肝胃氣痛療效可靠,方用沉香曲、香附、甘松、元胡、降香、九香蟲、刺猬皮、瓦楞子、左金丸、甘蔗汁、生姜汁。我向裘老索方,他即告我,以后我用此方治神經性胃痛、胃潰瘍胃痛,均有疏肝和胃、行氣止痛之功,但不宜于虛證。解放后,我長期與蒲輔周老中醫一起工作,蒲老臨床經驗豐富,治病頗有把握,我向他學習了不少東西。

      各地中、青年中醫,與我聯系者頗多,對于中青年醫生,我總是滿腔熱忱地希望他們能繼承發揚祖國醫學,對他們的請教盡量做到有問必答,有信必復,同時也虛心學習他們的長處,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。例如,我在1979年曾寫了《銀翹散的研討》一文,寄給北京中醫學院研究生連建偉同學,請他毫不客氣地提出修改意見,結果他果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,我根據他的意見,對文章中的某些不足之處作了修改。有時遇到疑難病癥,我也常常主動邀請連建偉同學一起研究治療方案,做到集思廣益。

      三、 努力實踐,逐步提高

      從前有人說,學習中醫要有“十年讀書,十年臨證”的工夫,讀書是掌握理論知識,臨證是運用理論于實踐。如不掌握一定的基本理論作為實踐的根本,比如初學皮毛,輒爾懸壺,無疑是草菅人命;反之,如有了一定的理論基礎,而沒有實踐經驗,紙上談兵,又易誤事,而且理論水平也難于真正提高。青藤書屋有一副對聯,寫道:“讀不如行,使廢讀將何以行;蹶方長智,然屢蹶詎云能智。”這說出了讀書和臨床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。

      理論、實踐是一個反復循環、不斷提高的過程,要不斷總結臨床經驗,包括失敗的經驗。我從前曾寫過一篇《肺病失治記》,總結了自己的失敗經驗。善于總結失敗的經驗,可以取得教訓,使失敗成為成功之母,避免“屢蹶”。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積累多了,業務水平也就提高了,對理論知識的感受也深刻了。醫學理論必須時時和臨床相印證,體會才能深刻,自愧數十年來疑難大病治愈不多。但每當運用理論于臨床取得預期的療效時,便感到由衷地高興,如我曾治療粒細胞白血病,有二例得到緩解,肝硬化腹水有一例根本治愈,高血壓、消化性潰瘍病治愈較多等等,反過來,對我的理論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。我院曾與首都醫院協作,臨床研究門脈性肝硬化腹水(即臌脹)之治療規律,經過臨床實踐,我深深感到用泄水峻劑,如大戟、芫花、甘遂之類,雖能水去腹小,但不久又復膨脹,反復施用,元氣大傷,終至不救。由此體驗,益信朱丹溪《格致余論》的一段話,為至當不易之論。丹溪說:“醫不察病起于虛,急于取效,病者苦于脹急,喜行利藥以求一時之快,不知寬得一日半日,其腫益甚。病邪甚矣,真氣傷矣!”故治此癥必須“和肝補脾,殊為切當”。

      近年我曾用贊化血余丹治愈陽痿一例?;颊呃钅?,廣西梧州某廠工人,患陽痿已數年,伴有腰酸腿軟,心悸失眠等癥,來信要求處方。我分析病情,認為系心腎兩虧,擬贊化血余丹加減,并改為湯劑。他照方服用月余,諸癥消失,1980年四月間來信道謝。

      贊化血余丹,方用血余、熟地各八錢,首烏(牛乳拌蒸)、核桃肉、蓰蓉、茯苓、小茴香、巴戟、杜仲、菟絲子、鹿角膠(炒珠)、當歸、枸杞各四錢,人參二錢。照方十倍量,煉蜜為丸,每丸三至五錢,飯前服。功能補氣血,烏須發,壯形體。按此方補而不峻,滋而不膩,有補氣血、益肝腎之效。因歷用有效,故附記于此。

      長期以來,我還結合臨床,努力學習西醫知識,以為他山之助。在《新編經驗方》等書中,嘗試結合西醫學理,說明中醫方劑的使用,雖然做得不夠好,但我一直認為中西醫應互相學習,取長補短,共同為人民服務。

      自從1942年杭州三三醫社出版了我先師遺著《醫學體用》后,至今我已先后編寫了中醫書籍十多本。已出版的有《養生瑣言》、《診斷與治療》、《仲圭醫論匯選》、《食物療病常識》、《肺腎胃病研討集》、《中醫經驗處方集》、《中國小兒傳染病學》、《中醫溫病概要》、《臨床實用中醫方劑學》、《醫學碎金錄》、《新編經驗方》共十二本。近年來,我又編寫了《論醫選集》、《中醫內科臨證方匯》二本,共三十余萬言,其他論文、醫案三十余篇。我年雖老邁,但在有生之年,愿為祖國的四化事業,為祖國醫學的發揚光大,不斷努力,不斷前進。

      附小詩一首,借以自勉:

      滿目醫林氣象新,姚黃魏紫競芳馨。

      神功共贊金篦術,奇效還夸玉函經。

      病翮何須嗟濩落,奮飛尚擬向青冥。

      欣逢四化千秋業,指路遙看北辰星。

       

       

       

       

       

      沈仲圭論雜病近代名老中醫經驗集

       

  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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